【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一月号（第４６期）以《在坦赞铁路的中国人》为题详细译载西德《明星》杂志的一篇通讯，全文如下：（原译者按：一九七○年开始，中国政府在经济与技术上，协助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国建造一条长达一千八百公里的铁路，以改善赞比亚所出产的铜的输出情况。

这一工程，曾被美国专家加以否定，认为不可能进行。美国只愿意帮助建一条公路，并已在一九六八年开工。现在，中国人助建的铁路和美国人助建的公路都在加紧进行中。西德《明星》杂志的记者在不久前实地访问了在当地建铁路的中国人与修公路的美国人。并且对这两件工程及其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援外政策、工作方法与态度作了一个比较。写得具体而生动。原文刊于今年九月二十日的《明星》杂志，作者系彼得·格鲁贝。原题为《毛氏的人做得快些》，副题是《在东非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正在竞争赶建》。）

中国人与美国人正在东非洲进行一场艰苦的决斗。一个正在建造一条长达一千八百公里的铁路，另一个则在建一条九百公里长的公路。两条路都应该在六年内完成。然而，今天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中国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他们的建铁路工程较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半；相反地，美国人落于他们自己计划数个月之后。双方——中国人与美国人——都认为非洲人要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结果负责。在姆贝亚铁路施工地点的中国负责人温先生说：“我们的工作所以能如此顺利进行，我们得首先感谢坦桑尼亚与赞比亚参加建设的劳动人民与他们两国政府。”美国蒂尔公路建筑公司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城的经理人沃尔什则说道：“我们的工作所以落后，最主要的是因为那些可恶的黑人不断地把我们的机器开坏了。”美国人所建的公路是由达累斯萨拉姆城到其邻国赞比亚的边界。中国人造的铁路要由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境内的铜矿区。这两条路都应该改善铜输出国赞比亚输出铜的情形。因为赞比亚目前还没有一个出海口，她必须把铜运过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然后装船运走。

当我们到达铁路施工地点时，正是午后两点钟。铁轨在炎日下闪光，温度计指出在树荫下的温度是摄氏三十四度。风正刮过无人的荒地。一台柴油机车头停在铁轨的最前头，在已经准备好的枕木上举着下一节铁轨，工人们正在用铁棍要把铁轨放正，他们再根据一个领班的口令把方向校正好，然后把铁轨上紧。机车头放上刚刚铺好的铁轨又举起另外的铁轨。每六分钟能铺好一节铁轨；二十四小时能铺成九公里。在工作地点有四十个人正在工作着，其中二十五个非洲人、十五个中国人。现在大约共有四万人参加兴建铁路，而四分之一是中国人。他们与非洲人共同工作在一起。无论是在安铁轨，在机车头上，或者在车间里，总是在黄种人旁边或站或坐着一个黑人。这些黑人在那里不是被看成当帮手，而是同事。一位没学过手艺的非洲工人按照不同的工作情况每月能赚到二百至三百东非先令，相当于一百至一百五十马克。一位中国专家所赚的是这个数目的一倍。当这些中国人最后离开非洲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只瑞士制的手表作为临别纪念。

这条正式命名为坦查拉的铁路有一千五百公里长，再加上一些支线共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这个长度相当于由汉堡到意大利的那玻利（即：那不勒斯）。但是这条铁路要贯穿非洲未开垦的地区，疟疾丛生的湿地，最高达二千公尺的山地及穿过人迹未至的区域。它还要越过很多的桥梁及二十二个山洞。“为了要减轻非洲朋友的负担”，中国人在他们所到之处生产了大部分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当他们穿过荒野的地区时，他们总是开垦出新的菜园，养了鸡与猪。他们就象一个来自东方的带着货物与牲畜的大旅行队伍越过不见人烟的荒野。没有这些自己生产的粮食，坦桑尼亚可能根本无法养活这些外来人。

建铁路用的铁轨是来自中国，同样的还有一百个柴油机车头与一百二十个车厢也要来自中国。水泥制的枕木是在坦桑尼亚制的；施工所需要的车辆则是来自世界各地。

中国人住在帐篷里，或者住在可拖走的木房子里，或者住在简单土砖造的房子里。这些砖都是他们在当地利用阳光烘制而成的。一个房间有四个、六个或八个双层床。无论是铁道工人、机车头司机或者组长也好，他们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在墙壁上贴着毛泽东的像与语录，很少看到一些有关个人的照片。没有一张裸体女人的照片。不象在那些欧洲与美国建筑队的营房里，这些裸体女人照片随处可见。在中国人的住处找不到一个非洲人在那里当厨师或佣人。不象那些在非洲的白人家里有黑色佣人在侍候着。中国人也不去找女孩子，他们在晚上也不去邻近的村庄寻花问柳。他们或是下中国象棋，或是打乒乓球与篮球；偶而也放映中国电影。在来自欧洲的援外人员，美国水手或者非洲政治家们为了找女人过夜而经常出没的有名的咖啡馆、旅馆的酒吧间里是看不到中国人的。一位坦桑尼亚政府宣传部的副主任说：“如果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到我们这里来建一条公路，我们以后可由那些混血小孩子的皮肤认定，那些外国人以前的营地在那里。但是至今我们还没发现一件中国人与非洲妇女生小孩子的案件。”

好些中国人来此已经几年了，回国休假最多每两年一次。来自与坦桑尼亚友好的罗马尼亚的坦查拉铁路总工程师伊沙克坚定地说：“除了工作、吃饭、睡觉之外，中国人不做别的。他们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对我而言真是一个谜。”我们的翻译张小姐，二十七岁，很动人，回答所有有关技术方面的细节问题、工作时间、甚至于工资，简直是有问必答。但是一谈到她私人生活问题时，她就用政治口号来回避。当谈到她是否有一个男朋友在中国，是否想念他时，她却回答说，“我们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友谊而工作”，“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使我们的国家给全世界一个好的印象”。

他们也真的在做。当非洲人在村里发生困难的时候，中国人就帮助他们。中国医生免费为非洲妇女与小孩子们看病。只是他们不与非洲人发生私人接触。连政治也不许搞。当一九七○年第一批工作人员到这里时，他们还到处散发毛圣经给非洲人，挂毛像，并且引用有名的句子：非洲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了。当非洲的政治家正忙于为自己年轻的国家创造稳定的政治情势时，这样的句子不可避免地就会引起不信任。中国人学得非常快，语录与毛圣经很快地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些赞扬“共同伟大工程”、“所有国家二律平等”及“非洲与中国人民友谊”之类的标语，如今这些还挂在工厂的大厅里。

还有些其他事情值得注意的：中国人并不是在特别的“学徒车间”训练非洲的专门工人与技术人员。在这种专门的“学徒车间”里人们虽然生产东西，但是随后就把它抛在一边无人过问了。中国人是在实际工作中训练人材。师傅与学徒肩靠肩的一起工作。他们每一块材料都不是只为了学习才存在的，而是来自真正铁路中的一部分。假如做得不对，就要改进，再磨光，修正；必要时要再重新铸造，再加工一次。中国人的客气有礼与工作战术并不是没发生作用。在为建造铁路而成立的车间里工作的非洲人，不象在欧洲人或美国人所设立的工厂与学校里工作时那样毫不在意，象玩耍一样，或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是为了隐藏心中的那份不安全感而故作傲慢。相反地，他们在中国人那里注意力集中，精神紧张，甚至有时虽然工作恨繁重，但是他们却感到高兴。

跟美国人在一起就完全两样了。由美国的铁尔公司承建的一个施工地点，这个公司里的一位技术员正在咒骂着修理一架由本地土生驾驶员开到泥坑中去的一架巨大的开路机，他咆哮着说：“这些黑色的私生子开起车来就象白痴一样，应该把他们都阉割掉。”那个黑人站在美国人旁边。白人每天告诉他：他没一件事做得对；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他所以为他们工作，只是因为他需要钱。他对这条公路毫不感兴趣，它是美国人的公路。

美国人训练他一个星期后，他说他会开车了。因为这里受训期间与中国人不一样——不付钱的。当司机他每小时能赚到一块五东非先令；十个小时大约赚到七块马克。表面上看来好象他们比跟中国人工作要赚得多一点。但是一旦他们生病了，或天下雨无法施工，他们就没钱可领。谁把一个机器弄坏了，即使不是他的责任，而他又在此已经工作三年了，也会被解雇。一个普通的工人每天只能赚到三个马克。相反地，美国人所赚的钱要比他们多上百倍。好些人已把家眷接来，家里有佣人与汽车。

美国从一九六八年就开始建造这条公路。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一九七四年底要完工。铁路的兴建是在一九七○年十月份开始的。中国人承诺在一九七六年时使整条铁路能通车行驶。今天火车已经能驶过坦、赞两国的边界了。总工程师伊沙克说：“我确信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前，第一辆运铜的火车能驶过这条铁路。”北京为此工程提供了长期无息贷款。坦、赞两国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开始付款，在三十年内付清。到那时两国经由这条铁路运输铜所得的收入来支付这项贷款，对他们两国而言，已不会是他们经济上的负担了。

同时这条铁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赞比亚——世界第三大铜输出国——到目前为止只能用外卜国的铁路经过罗得西亚、安哥拉与莫三鼻给到达海岸，把他们的铜销售到世界市场上去。但是罗得西亚是由外来的白色移民所统治着，安哥拉与莫三鼻给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赞比亚跟这两个政府都是敌对的。它并且还支持在葡萄牙两殖民地内黑色弟兄的解放运动。如果葡萄牙政府以“‘支持暴力分子”为借口而停止让赞比亚使用现有铁路作为输出铜之用，如同罗得西亚自一九七三年一一月份开始做的一样；这样一来赞比亚就要挨饿了。因为赞比

亚是靠输出铜为生。赞比亚的总统卡翁达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一九六四年就开始请求西方国家帮助两国兴建一条新的铁路，以便使赞比亚不再依靠由白人所统治的两邻国。但是美国专家宣称：建造这一条铁路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世界银行也认为支持这样的工程计划是无利可图。美国人只愿意帮助兴建一条公路。但是这条公路并不足够来完成运铜的任务。当时卡翁达痛心地说：“西方的强权国家仍然希望我们在白色殖民地政权下依附为生。”

当北京提出要支持建造这条铁路时，西方的专家都是半信半疑的。一个在坦桑尼亚的美国外交官在一九七○年嘲笑地预言说：“假如第一辆火车在一九八○年能行驶的话，就算中国人运气好。他们不了解黑人。‘工作’这个字对黑人而言是陌生的一个字。这一点毛泽东也无法改变。”毛泽东是把它改变了。从事兴建的不只是中国人，也有非洲人。

坦查拉铁路最主要的是为一个理智的、现代化的、同时有效果的对外发展援助工作提供了一个典范例子。美国人用了一千二百个非洲工人，五十八个高薪的美国工程师及一些巨大复杂而节省劳动力的机械。中国人却没带一件复杂的机械到非洲来。他们的车厢、信号装置与工作机械都是那么简单地结构而成，使得每一个由中国人训练出来的铁路技术人员都能毫无困难地修理它。他们也不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而是使上千的非洲人代替这些机器工作。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道：“我们需要工作位置给我们的人民，而不是昂贵的机器。这些机器把人们的工作机会抢走了。”为了使用与管理这条单轨铁路与它的一百四十七个车站将需要大约五千个工人与职员。在姆贝亚的中国负责人温先生说：“我们要负责帮助非洲人有能力在我们走了之后使用与管理这条铁路。”当地的一位铁路局行政单位的副主管说道：“数十年来欧洲人与美国人老是认为我们笨而懒，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完成。但是中国人指给我们看，我们自己也能成就一些事。他们对待我们不象是对待笨学生。这是根本的区别。”